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坚持“两个结合”中创立的，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在纪念中国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总首次提出“两个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问题，鲜明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总深刻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化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是中国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国家学说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别于古典自由主义和黑格尔国家哲学。马克思将阶级概念引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指出国家的产生并不是完全出于个人理性的权利让渡，而是利益分化和阶级斗争的结果，国家是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工具，工人阶级不能简单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为工人阶级通过武装方式建立新的工人阶级政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工人阶级建立政权后如何施行国家治理，马克思在充分肯定资产阶级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对资本主义议会虚伪性、软弱性予以严厉批评，并深入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提出了与资本主义代议制截然不同的国家学说，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强调政权的工人阶级属性，以工农为代表的人民群众是的主体，这与之前的主体存在实质性差异，人民概念在广泛性、平等性上取得巨大进步。马克思指出，“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形式，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权”。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由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体现。

　　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议会是“清谈馆”，发挥不了机关的作用，强调普通工人应当直接参与政权管理，打破国家机关专业化、精英化神话。马克思指出，市政委员“大多数自然会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他们不再归于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我国选举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张一切权力归公社，实行“议行合一”，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马克思指出，“公社是一个实干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 “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这就将人民代表机关置于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形成与资本主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截然不同的一种新的政权设计。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同级行政、监察、审判、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并明确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体现。

　　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选举制度的虚伪性，指出对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成为资产阶级独有财产，提出新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必须由全民投票选出的代表组成。我国1953年制定的第一部选举法就赋予了公民广泛、平等、充分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在此后陆续进行差额选举、扩大直接选举和城乡同票同权等，与西方国家经历了几百年才赋予妇女、有色人种等选举权形成鲜明对比。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创设了选民可以随时罢免代表的监督机制，提出“每一个代表都可以随时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予他们的限权委托书（正式指令）的约束。” “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我国代表法明确选民或者选举单位有权依法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由此可知，我国的选举制度完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中科学的世界观和方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发展史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党民因地制宜地推进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使这一根本制度始终同中国实际相吻合，是中国近现代100多年历史波澜壮阔、激荡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传承、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君主立宪、帝制复辟、议会制、制、总统制等各种模式都以失败告终。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从成立尹始，就紧紧依靠工农群众，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开始对工农政权进行探索，从1927年在广东海丰和广州分别建立第一个农村苏维埃和城市苏维埃，到1931年在江西瑞金建立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参议会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代表会议，都是我们党在武装胜利后，将成果予以巩固，并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政权的形式。通过深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生活惨痛教训，深刻总结新型人民政权的实践探索，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新主义取得胜利后建立的国家政权，必须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的国体；同这一国家政权性质相适应的国家政权形式，只能采取实行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49年，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庄严宣告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一届全国一次会议召开，通过宪法并正式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这一根本制度之所以能确立、行得通、有生命力，就是在探索中国人民实现解放和当家作主的前进路上，一直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创立的。

　　适应拨乱反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工作全面加强。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对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认为必须强调，为了保障，必须加强法制。正是在党中央对过去反思和对发展法制的坚定决心下，1979年宪法修正决议，规定地方设会，地方革委会改为人民政府，县级直接选举，上下级检察院关系从监督改为领导。1982年制定“八二”宪法，进一步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全国会职权并增设专门委员会、明确赋予省级及其会立法权等规定，为改革开放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完善奠定了法律基础。

　　适应“人心思法”，立法工作迅速推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发展社会主义，必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及其会的重要议程上来。同志讲，由此“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希望。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彭真同志在五届全国二次会议上用“人心思法”表达出全国人民健全法制的迫切愿望。这次会议一次通过了七部基本法律，立法工作进入快车道。

　　适应改革开放，工作的创制性先行性试验性明显加强。以广东为例，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积极发挥“立法试验田”作用，在先行性、试验性、科学性、性和公开性立法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有效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在监督工作方面，紧紧围绕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监督，并以监督有力、注重实效而为全国广泛关注，被称作监督工作的“广东现象”。在代表工作方面，建立“代表直通车”，设立“代表活动日”和“代表热线”等，建立健全代表约见政府部门负责人、重点办理代表建议等制度，不断创新和拓宽代表履职渠道。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要求，工作更加规范。2000年制定立法法，全面系统地规范了立法权的行使，2015年修改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完善了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2023年再次修订立法法，完善立法指导思想和原则；贯彻和体现全过程人民重大理念，确保立法工作各个环节都能听到人民的声音、了解基层的情况。2006年制定监督法，规定了会行使监督权的总体要求，对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询问、质询等法定监督方式的要件和程序有了明确规定，各级会监督工作全面加强和规范。

　　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和工作，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取得重大成果，形成习总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总用“六个必须坚持”高度概括了党的以来党中央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即必须坚持中国党领导、必须坚持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集中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丰富和拓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和实践要求。

　　党的以来，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例如，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方面，健全了党大工作的体制机制。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每年定期听取工作汇报，研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每届至少召开一次党委工作会议，确立了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制度，完善了专门委员会分党组等组织架构，党对工作的全面领导有力加强。在立法工作方面，科学立法、立法、依法立法深入推进，确立了党委领导、主导、政府依托、社会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注重“小切口”“小快灵”立法，立法形式进一步丰富，积极探索协同立法、共同立法。在监督工作方面，监督工作刚性和实效明显增强，特别是执法检查紧扣法律法规条文开展，突出人定职权特点，有力增强规范性、针对性；财政预算监督领域全面拓展，赋予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监督等新的职权，建立了一套工作制度并规范实施；开展会听取审议监察委专项报告工作。在代表工作方面，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明显加强，代表建议提出高质量、办理高质量深入推进，选民和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履职的监督得到积极探索。这些都体现了新时代工作更加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在党的二十大上，习总强调，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并明确指出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十种价值理念，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总首次精辟阐述“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新高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制度成果，许多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得到折射与反映，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价值共通性和高度契合性，因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

　　习总关于“江山就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