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份，陕西榆林市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联合下发了一则通知，决定建立鄂榆两地交通互联互通补网强网工作推进机制。

　　11月5日，延榆高铁开工建设，同时北端也预留了榆鄂高铁接轨条件，未来将构成呼包鄂榆城市群城际铁路骨架。

　　从地理上看，两地相连，唇齿相接，还都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从历史上看，鄂尔多斯、包头等内蒙古城市的历史，也是一部民族融合史，其汉族居民中，很多人的祖籍就是榆林。

　　这就牵扯到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走西口。它与闯关东、下南洋并列为三大人口迁徙现象。

　　从中还诞生了同名歌曲《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苦在心头……”经诸多歌手演绎，已成为民歌经典，进一步塑造了走西口的移民文化印记。

　　一种是特指山西省右玉县西北部的“杀虎口”，它位于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是长城的重要关隘。明朝时，军队多从此口出发，抵御蒙古南侵，所以原名叫“杀胡口”。

　　明清时期，大同是北边最大城市，以它为坐标，东边有重要关隘张家口，叫“东口”，相应地，西边的杀虎口，就叫“西口”。

　　另一种是指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距离杀虎口约70公里，是原蒙古土默特部的居住地。山西人出塞外，多是到归化城去求生活，走西口也叫“去归化”。

　　清朝嘉庆年间编修的《乌里雅苏台志略》提到：“南至绥远城（即归化城），俗曰西口……东南至张家口，俗曰东口……”

　　时期出版的《西北丛编》一书里面也有记述：“土人称张家口曰东口，称归化城曰西口，西口居张家口、包头之间，向为货物运转之中枢。”

　　这两种意思都是以山西来定义的，他们也的确是“走西口”的主力军，但去往塞北谋生的人，不只是山西人，还包括河北、陕西等省长城沿线的人。

　　陕北人出塞外，没必要跑到四五百公里外的杀虎口出关，就近从榆林沿线的长城关口过去，不更香嘛。他们的目的地，主要也不是归化城，而是更近的鄂尔多斯和北边的包头。

　　即便是山西，比如忻州市河曲县人，他们去杀虎口也远，更方便的路线是向西渡过黄河，再经过榆林，北上进入鄂尔多斯。

　　所以，“走西口”的确切定义应该是：长城以内山西、陕西等地的人，通过沿线长城关口，去往内蒙古西部地区谋生的人口迁徙行为。

　　明朝建立之初，为防御蒙古南下，修缮加固长城，在沿线设置军镇，最著名的有九个，被称为“九边”。

　　位于陕北的延绥镇，就是九边之一，总兵府设在绥德（今榆林绥德县），后移治榆林卫（今榆林市区）。

　　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九边重镇大同在白莲教的策划下，发动了兵变。失败后，这些士卒、向北逃亡，到归化城（当时叫土默川）投奔俺答汗。

　　这是早期的“走西口”行为，是之下的迁徙。据统计，在那几十年间，迁往土默特的汉概有5万多人，他们在当地想生存，势必会从事熟悉的农业，垦荒种地。

　　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在内阁大臣张居正、高拱的筹划下，明朝与土默特部俺答汗达成和平协议，对其封王，并通贡互市，史称“隆庆和议”。

　　之后，在长城沿边11个地方开设了茶马互市，这些市集的出入处叫“市口”。大量商人来往贩卖茶叶、食盐、布匹等货物，也是一种“走西口”行为。

　　万历三十五年（1607），延绥镇巡抚刘敏宽在榆林城北4公里处的红山顶上，修建了一个观察哨所，以监控明长城线上的贡市情况，名叫“镇北台”。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干旱少雨，自然条件艰苦，粮食产量少。为了谋生存，提高生活质量，但凡有机会，老百姓就会去寻找更好的地方耕种。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在《旅程日记》中记述：“俺答议和，河套世为百姓耕种，世宗命总兵移镇榆林，边外尽入蒙古矣。百姓春种秋回，谓之雁行。”

　　清朝初年，为统辖蒙古，禁止蒙汉交流，划设了“界地”——“于各县边墙口外直北禁留地五十里作为蒙汉边界。”

　　也就是从各县（堡）城墙向北50里区域，空出来，既不许汉人耕种，也不许蒙古人放牧，形成一条隔离带。

　　同时，清朝也在蒙古实行“盟旗制度”，以防止单一的蒙古部落形成统一力量。顺治六年（1649），在鄂尔多斯草原置伊克昭盟，即今天的鄂尔多斯市。

　　康熙三十六年（1697），伊克昭盟请求朝廷允许出租土地给汉民、开辟汉蒙交易，以增加收入。此时，经过三征葛尔丹后，清朝对蒙古的征伐已取得压倒性优势，便准许了奏请。

　　之后，陕北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6县的百姓，纷至沓来，在原来作为隔离区的“界地”里进行垦种，掀起一个走西口的。

　　1923年京华书局出版的《调查河套报告书》中写道：“自康熙末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渡河而西，私向蒙人租地垦种。”

　　一开始只允许界地内20—30里土地可供汉人耕种，防止侵占蒙古草场。到了雍正十年（1732），由于鄂尔多斯遭遇荒灾，准许汉民越界耕种，“走西口”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甘肃作家马步生在《走西口》中就描述了第一个种黑界地的农民：“那一年春天，汉子没有远走他乡，他赶着自家的一头牛，扛着犁，走出杀虎口，在黑界地里种起庄稼来。”

　　大批陕西、山西移民到蒙古谋生，使得单一的游牧民族地区，变成了农牧混杂地区。因伊克昭盟南部与陕北相连，这里的汉人，祖先多来自陕北。

　　此时也正值“康乾盛世”时期，天下安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的实施，更使人口繁衍速度加快。到了乾隆末年，中国人口突破3亿。

　　人多了要吃饭，全国的平原、河谷等适合种地的地方，已开垦殆尽，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激增。乾隆十八年，人均耕地面积4亩，乾隆四十九年，降至2.6亩。

　　整个河套地区，在此过程中，纷纷变成农田。尤其是位于阴山和黄河之间的冲击平原，叫“后套地区”（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也被极大开发。

　　乾隆年间，为防范沙俄东进，在古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城，驻防重兵，而军需需要归化城供给。从归化到乌、科两城，要经过后套地区，商旅往来，带动了当地的发展。

　　到了嘉庆年间，陕西府谷县商人甄玉、魏羊，在后套开设了永盛兴、锦永和两个商号。他们雇人在河套地区开挖了最早的人工干渠——缠金渠。

　　河套地区水浇地的粮食亩产量，比口里那些山田的亩产量增加了10倍之多。商人就在此设点，收购粮食，再贩卖到古。

　　据《榆林府志》记载，道光十九年（1839），在长城边外的村庄，神木有587个，府谷有441个，怀远（今横山区）有479个，共计1507个。

　　正是在清朝的大疆域和和平环境中，汉族百姓的迁徙潮，让许多偏僻之地被开发，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清朝光绪三年（1877）至四年（1878），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发生了一场罕见的旱灾饥荒，因1877年为丁丑年，1878年为戊寅年，史称“丁戊奇荒”。

　　当时山西大面积种植鸦片，导致粮食耕地减少，一旦遇到旱灾，自然加重了粮食短缺。所以，任何大的灾祸，都是天灾和人祸交叠的后果。

　　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朝廷钦差阎敬铭巡查灾区，写道：“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何止千人，目睹惨状，夙夜忧惶，寝不成眠，食不甘味者，已累日矣。”

　　慈禧太后也急得不行，决定每日用膳费用减少一半，后来又下令宫内停止荤菜，只用素菜，等到下雨后，再恢复荤菜。

　　丁戊奇荒，约计1000余万人饿死，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其中一部分人到灾情较轻的西口地区谋生，再次掀起“走西口”移民。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赔款”之后，清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决定进一步移民实边、开放蒙荒，并任命兵部侍郎贻谷为垦务大臣，所以又叫“贻谷放垦”。

　　到了三年（1914），北洋政府设置了绥远特别区，包括清朝归绥道（归化和绥远）的12个县，以及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等地，也就是内蒙古西部地区。1928年，改称绥远省。

　　早期“走西口”的人，是被生存所迫，离家求生，春去秋回，和今天的“打工人”一样。同时，朝廷也限制蒙汉接触，不允许种地的汉子带妻子定居，夫妻只能长时分离。

　　出门在外的人，最需要精神慰藉。在西口地区，便诞生了“二人台”这一艺术形式，在蒙族民歌的基础上，吸收了汉族社火的舞蹈，多由一丑一旦二人演唱，载歌载舞。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走西口》这出戏和民歌，讲述新婚妻子玉莲送别要走西口的丈夫太春，反复叮咛，依依不舍，情意绵绵。

　　唱词“二姑舅捎来信，西口外好谋生”，点名西口是打工的好去处。“哥哥往前行，拐个弯弯看不清，上房我瞭一瞭，再瞭瞭心上人。”亲人的挂念，听者无不动容。

　　有些走西口者离家之后，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流浪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落脚，甚至死了也无人知，成为孤魂野鬼，被叫做“刮野鬼者”。

　　有民歌唱道：“十月里狐子冰滩上卧，提起你走口外我心难过，人家回来你不回，你在那口外刮野鬼……”唱的是一个妻子对走西口的丈夫的挂念，别人都回来了，他却没回。

　　随着蒙地被开发，人口聚集，当地也慢慢变成了和故土一样的村落，很多人也在口外定居下来，成为常住民。

　　光绪十年（1884），任陕西巡抚的张之洞，发现“走西口”现象，流民来去，治理混乱，遂提出在西口外搞“编户立籍”。

　　也就是说，给口外生活的人颁发户口，这样一来，他们不再把口外只当做工作的地方，而是作为家乡来长期投入和建设。西口人的原籍观念，开始淡化。

　　据统计，光绪二十五年（1899），榆林靖边县边外居住民1349户，人口8372人，占到靖边县总户数和总人口的59%和58%以上。

　　还有一批手工匠人，也是走西口的一部分力量。蒙古王公贵族为了兴修王公府第、寺庙等大型建筑，会从内地招募石匠、木匠、工匠等，相当于技术人才引进。

　　到了清朝末年，新学兴起，但西口地区十分缺少知识人才，所以很多内地人，开始到西口地区从事教育。

　　《西北丛编》讲道，后套地区天主教堂附设的小学，聘任的是陕西府谷人担任教师。鄂尔多斯的达拉特旗，则有神木县人李如堂坐馆教学。

　　初期的土改运动，把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给贫农，农民有了地种之后，走西口的动力减少。但有些地主为了逃脱斗争，会跑到偏远的口外地区躲起来。

　　事实上，尽管土地得到了重新分配，但陕北的土地本身贫瘠，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提高的情况下，粮食产出依然有限，吃不饱肚子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遇到灾年，还是有百姓走西口。那时候户口管理还不严，去往塞北的途径比较多，也能得到之前在口外定居的亲朋的照顾。

　　到了1958年，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户口登记条例》公布施行，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

　　内蒙古当地政府也对外迁人口的来源进行调查核实，之前躲到这里的地主、富农，还是被划定了出身成分。

　　在此之后，受政策限制，走西口行为在名义上停息了。很多偷偷走西口的人，即使到了目的地，也可能被遣返。

　　尤其是1984年的“一号文件”，强调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水平，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流通”一词很关键。

　　同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城乡二元户籍政策开始变化。

　　之。